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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英美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74] [美]保罗·卡恩：《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田力译，刘晗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6]他在1899年发表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中讨论了宪法上的臣民之义务，认为义务者，略如名分职分之意，厘定臣民之权利及职分，皆各国宪法之要端也[7]，如言论著作之自由、集会结社之自由……及其他重大之各权利，并纳税义务，兵役义务，及其他重大之各义务，皆须确定之[8]。

因此，对于法治国家而言，即使基本义务的效力主张直接来自于国家自身的建构与存续，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先天有效，但是，它仍必须通过法律方可约束公民。此种义务优先论的观点在当时也颇为有力。不过，在当时，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之名词[28]。[22] 如丁元普在其《比较宪法》中将人民义务分为当兵之义务、忠于国家之义务、劳动之义务、就业之义务与纳税之义务五项。[36]所以，那些支持基本权利入宪的理由并不同样支持基本义务[37]，公民对于某项基本权利的享有并不代表必须履行某项基本义务[38]，否则极有可能导致用基本义务来否定基本权利的后果[39]。

换言之，国家的统一并非建国的终局，它必然将走向规范。故该书所论之内容于今人而言，与其说是立宪的法理，倒不如说是建国的法理。[20]省以下官员的任命机制复制了这一模式。

第三，影响法官职业群体稳定。文贯中：《市场畸形发育、社会冲突与现行土地制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26]参见赵树凯：《基层政府：体制性冲突与治理危机》，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5期。[34]李小萍：《论法院的地方性》，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

对此，法治国家一般采用两种机制：一是通过政治过程将利益竞争和政策博弈制度化、程序化。[16]关于上访的社会动员说，可参见冯仕政：《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11]与此同时，征地争议的裁决机制也是政府主导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改革者对各项措施之间的复杂关联和困难似乎估计不足。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38] 四、不堪重负的法院 以去除地方保护主义为目的的司法改革，既然源自重整央地关系的政治考虑，且回避通过激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机制来回应问题，就势必把法院推到矛盾解决地方化重任的最前沿，而不论这些矛盾是法律性的还是政治性的。

本文考察的一个政策节点，是1994年实行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本文把横向的官民关系和纵向的央地关系的相互影响作为分析的两条基本线索，借以观察既定制度的效果是如何受强大的政策性力量左右而趋向萎缩的。[41]为求经济发展而展开的地方政府竞争，也延伸到了司法领域，演绎为地方法院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的竞争，这表现在以个案裁判保障地方GDP增长，针对地方某项重点发展任务而出台专项司法服务文件等。[8]关于土地财政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可参见何代欣：《中国式土地制度与土地财政的形成》，载《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2期。

这在经济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因为各省都有比较明确和直接的经济发展目标[36]。一般而言，矛盾的根源易被归于地方民主过程的堵塞，即对公共权力的民意监控的缺失。

与此同时，违背司法规律的行政化监督却在不断加强，尤其在绩效考核和请示报告方面问题最为突出。财权上移的同时事权却下沉了，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从1993年的72%上升到了2014年85%。

由于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普遍存在立案难，立案登记制旨在打开地方法院行政诉讼的大门，但是显然，扩大这类案件的受理范围和数量，势必使法院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敏感而复杂，故应该在省直统管改革完成、法院获得较大独立性之后实施立案登记制。法治国家的经验表明，司法因其独立、专业、权威而适合担当央地纠纷的仲裁者。从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政治与司法的双重机制一般能够回应大多数社会矛盾，不至于使其溢出地方层面，上浮至高一层级的政府单元。关于发展型地方政府可参见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二，司法过程具有专业性和程序性特征，对社会矛盾中夹杂的情绪性因素能够加以隔离、过滤和中性化，法律性处置能够防止其过于社会化和政治化。[33]参见王建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面对来自中央的压力，许多地方政府不是努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截访、拘留、罚款、劳教甚至连坐等手段压制上访群众，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官民对立。另一方面，在GDP考核增长压力下，分税制激发了官员发展经济的活力，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格局或锦标赛模式[2]。

2016年是财税体制改革的启动年，作为改革头炮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或许已经显示了改革的基调。人事权维持纵向机制，则仍可能使事权和财权在纸面上的平衡安排落空，因为一时的平衡很容易被官员向上负责、向下施压的动机打破。

首先，关于人财物省直统管。保护主义所追求的，不是地方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是急于晋升的地方官员的特殊利益。

本部分要说明的，也与这样两个问题相关：如何平衡央地关系以减少社会矛盾的外部激励，以及时下进行的司法改革能够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做些什么。管辖制度改革似乎再次印证了权力上浮、责任下沉的逻辑。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这一措施是基于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指导方针设计的，它直接体现了本轮司法改革的意图——扩大法院受案以将矛盾解决地方化。

政府对法院的外部控制并不仅仅表现为否决性质的权力，其还可以做出许多肯定意义上的资金分配决策。最后，强化司法权力能够通过诉讼抑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冲动、促进决策过程的优化、增强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

[43]参见沈念祖：《流失的年轻法官》，载《21世纪》2014年第3期。目前，学界多从法理视角观察司法改革，亦即将改革的各项措施同法理要求进行对照，来评判其是否与司法应有的独立性与专业性一致。

结果主义逻辑显示的实体正义观念是有问题的，它过分加重了法官的职业风险。20世纪90年代，在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环境下，法院被要求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甚至直接参与招商引资活动，这是滋生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央地事权与财权的失衡源于两个制度性缺陷：一是央地关系主要是通过政策手段而不是法律方式来调整的。[15]在上访者眼中，最没有官官相护嫌疑的，是地处首都北京的中央政府，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进京城。司法应担当维护央地关系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角色，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应有之义。[9]参见孙秀林、周飞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40]矛盾会更多体现于基层法院，因为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要求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将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辅之以加强人民法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基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职能。

我们看到，分税制既启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动机，但其引发的政府间竞争也造成了诸多外部性问题：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地区不平衡，等等。首先，它忽视了司法权在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我们对错案的终身追责却是结果主义的——只要被证明是错案，都要追究法官责任。[35]参见孟建柱：《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5日第6版。